央行總裁彭淮南任期即將屆滿，回顧他主持央行的20年期間，歷經多次外部金融危機。他的工作是讓台灣此一小而半開放的經濟體在穩定與成長、管制與開放之間求取適當的平衡，卻容易出現兩端皆不滿意的平?者困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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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來央行的利率與匯率政策受到較多的質疑。超低利率導致資產價格飆升，例如房地產的急劇走高，還有慘不忍睹的低名目薪資水準，加劇了社會貧富的分化，也導致事實上懲罰儲蓄，卻獎勵過度消費、獎勵過度借貸投資的個人或廠商的道德問題。尤其近幾年台灣經濟呈現成長趨緩、產業競爭力出現大幅滑落，社會上開始出現質疑央行的匯率政策阻礙產業升級的聲音。利率政策有全球的連動性。如果操作一有不慎或有顯著的利差存在，甚至會發生巨量資金位移的現象。歐、美、日各國，甚至是大陸，在金融海嘯之後啟動寬鬆的貨幣政策，有不少國家的利率水準甚至接近零利率的水準，低過台灣。導致全球熱錢流竄，以鄰為壑，炒高全球資產價格。這本不應該是彭淮南的過失，但歐美開始結束低利率的同時，台灣央行卻繼續以經濟溫和復甦，沒有迫切的需求而拖延升息的腳步，加上新台幣長期的過度低估，讓低毛利、低附加價值的殭屍型出口企業得以苟延在央行的「雙低」保護傘中，使得台灣企業缺乏誘因投入創新研發，失去升級動力，只能走低成本策略。特別是央行在對實質匯率的控制上經常有「阻升不阻貶」、「拉尾盤」的取巧現象，反映出其「貶值救出口」的心態。持平而論，經濟發展是有不同的階段性，不同階段要求、利用的稟賦條件也隨之不同。台灣一直高度依賴出口，貿易依存度對GDP的相對規模達到驚人的7成左右，在經濟發展初期的「資源驅動」與「投資驅動」階段，價格與成本的國際???爭極為重要，央行在過去慣以貶值協助廠商出口似乎也無可厚非。然而，台灣經濟所處的外部環境與要素稟賦條件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。近年來中國大陸的崛起與東南亞國家繼起，嚴重限縮了台灣企業在價格與成本方面的競爭，台灣人民對20年來幾乎巍然不動的薪資水準也再無忍受的空間。要讓台灣的薪資上升有3個可能的途徑：一是透過集體議價或政府干預，以分配手段將資本家的利潤轉移到勞工，這容易引起廠商的出走與社會的階級對抗，導致社會動盪不安。二是透過鼓勵境外企業投資台灣，形成勞動市場上的競爭。除了獎勵台商回台之外，外資或陸資願意進來台灣投資，則必須要有穩定的兩岸關係。考量目前的兩岸僵局，已難有突破機會。最後是台灣必須走向「創新型經濟」，以產業的結構性轉型提高勞動生產力，再帶動薪資的成長。但要讓產業結構順利轉型，那麼就必須讓「雙率」更自由地浮動。從廠商層面來說：必須以合理的利率來配置金融資源，並改變長期被嚴重低估的台幣匯率，藉著貨幣升值逼迫低端廠商退出市場或強迫升級。從個人層面來說：創新必須以人才為基礎，長期維持過低的台幣匯率，使得台灣低得可憐的名目薪資不但不易在國際市場上競爭人才，甚至連自身本土人才的外流都無法遏制，將對長期的產業競爭力造成嚴重的人才空洞化危機。評斷彭淮南這20年來的工作績效，彭淮南自評為「不辱使命」也還算是公允，但彭淮南的離去更象徵一個舊思維時代的結束。雖然彭淮南不認為貨幣政策與促進產業升級有直接必然的關係，認為研發和獎勵投資的政府產業政策才能有效刺激廠商，進而提升生產力，但實際上政府的產業政策對產業的發展也沒有必然的直接關聯性。產業的競爭力必須依靠有競爭力的廠???，但央行與政府所營造的金融與產業環境，卻與產業的發展成功有著肯定的間接關係。未來的央行必須與時俱進，須與政府一同創造一個穩定但更開放、更具篩選性的競爭環境，才能激勵台灣產業升級；也必須在進口與出口之間、廠商與人民之間更中立與平衡─央行不是廠商的央行，不是出口業者的央行，而是全民的央行。這才是新思維時代的開始。（作者為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副教授）(中國時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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